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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说开封是“道教”发源的圣地,是因为开封为华夏民族原始宗教道家、黄老和道教、老氏四者的传承之地,也是华夏历史文明催生的根蒂。下面就道教文化在开封发源和传承的历史情况作一些探讨:
中央元灵元老黄帝一炁天君
汉代之后道家文化在开封得到了新的发掘和传承。
1、唐代老子讲道处建有“上源驿”。汉唐时期中国政权中心多在中原西部地区,开封称作“陈留”、“汴州”。由于开封汴河是东西部水上交通的重要航道,老子大梁传道处又临近汴河码头,这里便建起了汴州最大的驿馆“上源驿”,为官方传递公文、押运物资、出巡督查等人员中途休息、转换交通工具提供便利。唐代末期,开封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朱温曾在“上源驿”设宴,答谢帮助自己打败黄巢起义军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为其庆功接风。
朱温像
2、宋代“都亭驿”附近建有道教“天庆观”。到了宋代,“上源驿”改称“都亭驿”。“都亭驿”由宋朝功德使管辖,是周边各族与宋朝进行经济贸易、礼仪文化交流的场所,对发展宋朝与周边各族关系起着积极作用。
著名道教学者、老子鹿邑同乡、赐号“白云先生”的陈抟,是五代宋初时期一位传统神秘文化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宗师。在陈抟以前未见有“太极图”,也未形成太极文化形态及其理论体系。自陈抟创绘出“太极图”、“先天方圆图”、“八卦生变图”等一系列《易》图,并发表《太极阴阳说》后,才有中华独有的太极文化形态和系统理论的形成,推动了宋代历史的进步,成为宋代辩证唯物论的先源。他继承汉代以来象数学传统,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观会归一流,是中国太极文化的重要创始人和宋代理学文化的奠基人。
陈抟曾多次被宋太祖、宋太宗诏至开封咨询国是,请教道理,赐他宫院不住,偏偏住在老子讲道的“都亭驿”之地。并不因为这里接待规格多高,而是足以证明老子讲道处“都亭驿”在道教地位的重要性以及陈抟对老子道教文化的敬重。
宋太宗诏陈抟图
陈抟对道教的贡献和影响引起了宋朝对道教的高度重视,开始把道教尊为国教。公元1009年夏天,宋真宗下令天下所有州县都要建立天庆观,供奉三清帝君。地处“都亭驿”之地的开封府府尹兼功德使,掌管着全国佛、道教行政事务和道官选授工作。于是,率先在府衙内老子讲道旧址上建起“天庆观”(今延庆观),既作为开封府崇奉道教圣地的诚意,也作为管理全国佛、道教事务的行政场所。据说天庆观门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上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下联:德承心心承性性承气气承太极。大意:道是自然界万物遵循的规则,人是秉承自然规则的主体,体现了中国道教的基本理念。
3、元代开封全真道“万寿宫”再度兴盛。金国入侵开封导致“天庆观”惨遭破坏。公元1169年,金代道士、道教全真道创始人王嚞,道号“重阳子”,率领邱处机等弟子特意到达开封拜访老子道家圣地,并住在道教天庆观遗址一带的太宁坊王氏客店。王嚞在此创造的全真道,继承了吕洞宾等人的内丹思想,提倡道、儒、释“三教合一”,三教平等。认为道、儒、释的核心都是“道”。其宗教实践原则是“苦己利人”。王重阳引儒、释入道,力倡“三教合一”,不仅提升了道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统摄力与融合度,更在北宋灭亡后道教面临乱世衰危中保存了中原华夏道学文化之命脉,为后世道教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嚞图
次年,王嚞在天庆观旧址一带无疾而终,羽化升仙。道众为了纪念他,便在天庆观旧址的王氏客店一带修建了一座道观,并用王嚞道号“重阳子”冠名以“重阳观”。
公元1233年,元代的全真教开始兴盛,按照王嚞弟子邱处机意愿,元代全真道士王志谨,道号“栖云真人”到开封主持重阳观道教事务。王志谨主张修行者首先得明自己本分事,次要通教化,尤其要在境上炼心,对境无心,不染不著,顺其自然。“人生于世,所为所作,无不报应。”他借佛教轮回报应之说告诫习道之人,要常思己过,切忌骄矜,应韬光晦迹,安贫守朴,“苦已利他,暗积功行。”他富有开拓精神,经过三十年苦心营建,使重阳观重新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道家圣地,元帝亲笔赐名为“万寿宫”。
全真道士王志谨
4、明代“延庆观”传承至今。元末明初的公元1358年5月,农民起义红巾军刘福通进攻开封,万寿宫在双方交战中被摧毁,只剩下一处斋堂“玉皇阁”,顽强地显示着道教文化的巨大生命力。
明代时期,“万寿宫”的南部称“大纸坊街”,北部称“馆驿街”,之间建有“大梁驿”。公元1373年,明代开封周王府开始重新在此修建道观,更名为“延庆观”,规模已大不如前。但元代所建的“玉皇阁”仍被保留下来,展示着别具一格的元代文化建筑风格。
延庆观玉皇阁图
5、开封道教中的优秀文化内涵应该得到弘扬。中国道教文化的精髓,是华夏民族朴素辩证唯物世界观的客观反映,是对“太极”理论揭示万事万物发展变化最根本哲理的一种传承方式。我们不能仅仅形而上学地将其当作封建迷信文化对待,而应该将道教中优秀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据元代宰相脱脱《宋史·徽宗纪》记载:宋真宗认为道教本“唯中原有之,然不甚盛”。这一说法,从道教发源和五代时期的现实来看是客观的。我们把这句话延伸一下:优秀的道教文化“唯中国有之,然不甚盛”。这也是当今优秀道教文化传承的客观现实。
开封的伏羲皇都黄柏山、仓颉造字台、北邙山、陈留河图村、唐代“地之中”、北大寺包拯“龙马负图处”石碑等人文遗存,都印证着伏羲“太极八卦图”最早发源于开封“天地之中”的客观事实。“河图洛书”图形被宋代陈抟老祖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出了龙图三变之说,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复活了象数易学及河图洛书二个图式,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形式注释道经,对理清《周易》性质,批判玄学易经中主观唯心史观内容具有重要意义;陈抟开启的“图书”之学,成为宋学和正宗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而陈抟又曾到宋朝国都开封和延庆观一带传道、居住,如此丰富的道教人文传承为开封和延庆观提供了令人羡慕的历史文化资源。
北大寺包拯“龙马负图处”石碑图
上述分析情况告诉我们,道家、黄老和道教在开封的发源和传承,就如同“太极五行”文化、三皇五帝“天地之中”在开封发源和传承一样,从不同角度印证着开封是华夏历史文明发源和传承核心地的客观事实,提示我们:开封悠久、深厚文化旅游资源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发掘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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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一词最早由波兰籍人类学家马里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作为一个重要的语言学范畴,“语境”指的是语言赖以生存、运用、发展的环境,它对语言使用者的言语活动起着解释或制约的作用。马里诺夫斯基把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类。文化语境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一个民族在自己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它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习俗,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对属于该集体的成员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二是社会规范,指一个社会对言语交际活动作出的各种规定和限制。作家创作的文化语境是指作家从事文学活动期间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具体的文化环境,涉及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
作为美国南方文学复兴运动涌现出来的最杰出作家,福克纳创作的文化语境主要来自于美国南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等。他在作品中毫不留情地刻画了保守、愚昧、落后的南方人,反映出他对南方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心态。
南北战争前的南方人生活富足安逸,骑士精神和淑女风范盛行。他们把初到新大陆的祖先称为骑士,自称是骑士的后代,并编织了很多有关农耕的神话。他们甚至把南方比作古希腊天堂般的国度。然而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南方人从神话中唤醒过来。精神危机日盛一日,悲剧意识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因此不少人沉湎往昔,怀念虚幻的荣耀和飘逝的体面。
在这种痛苦的生活环境下,人们或沉沦或思考或与打碎他们幸福的北方佬合作力图改变自己的境遇。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沉沦中的南方人不幸的根由是什么,同时也警醒他们,因为堕落,因为对同是人类的黑人的奴役,他们这群上帝的选民已经犯了罪并正遭受着上帝的惩罚。在这些作品中,南方人的保守、愚昧和精神危机被作家们不遗余力地展现出来。南方人的悲剧意识、对现实的梦幻态度、对过去的留恋、对社会的内疚感等成了南方文学作品的恒久主题。对于那些死死抓住过去不放、自欺欺人的南方人,作家格拉斯哥、福克纳、考德威尔、华伦、威廉斯等许多20世纪的南方作家都给予了批判和警醒。
福克纳的悲剧意识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着强烈的体现,尤其是《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等作品。《喧哗与骚动》讲述的是曾经在杰弗生镇上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康普生家没落、瓦解及至最后的分崩离析的故事。福克纳通过对康普生一家人命运的描写,表达了他思想中的悲剧意识及他对南方旧制度的绝望。《押沙龙,押沙龙!》从种植园主发家史的角度出发,揭露了南方所谓“贵族”的血腥发家史及他们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小说中塞得潘的垮台以及这个家族的湮灭使人想起关于原罪以及天谴落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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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重视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在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政治监督思想体系,对当代中困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这一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其中胡锦涛的政治监督思想即是中困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鲜明的时代气息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新的观点、新的论断。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监督思想。
2.这一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从宏观全局出发,全面思考了当代中国政治现实包括权力的制约监督问题,并将这一问题放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以及当代世界格局中去考察,力求客观、全面、准确地分析当代中国权力制约监督现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措施。综观胡锦涛的政治监督思想,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思想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联系的观点、系统的观点、开放的观点,等等,表明了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娴熟运用和把握。研究胡锦涛的政治监督思想,有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助于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p#分页标题#e#
3.这一思想成为当代中国监督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与行动指南。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权力制约监督制度建设从恢复重建到今天,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原有体制过度集权的弊端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臃肿庞大的党政机构、等级授权的干部制度、林林总总的官僚主义、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还没有根本消除,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党和国家的治理主要靠人而不是靠法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改变”。人大监督的权威性还不高。一些党员干部监督意识淡薄。监督制度和机制还不完善。舆论监督的层面、力度还不够大,相关法制不完善。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遏制,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的存在,需要勇于正视,并认真加以研究解决。毫无疑问,胡锦涛的政治监督思想成为当代中国监督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与行动指南。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先进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和制度建设道路将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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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贡献给世界的一个普遍价值观,可以与西方文化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普遍价值观相提并论。中国的经典书籍《礼记》中,生动地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美妙与和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谐”理念最早的文字表述,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期。“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从此中国人民对和谐世界的探索与追求不断延续,直至今日。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本文就此简单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文化思考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以期合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做到古为今用,从而加快构建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儒家理论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认为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其主要内容简单说就是是仁和义。仁义的观念是儒家思想最为强调的观点,以前人们说某某人是伪君子,骂他“假仁假义”,就是说仁义观。其实儒家仁义观是一种高尚的个人道德情操观,他要求人们做事情必须符合道德标准。如果是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是“不义”的行为,用一个为孔子和后来儒家学者所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义”与“利”之间的辩论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热门话题。
其次,儒家理论强调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被儒家经典理论提倡的一个和谐社会的基本次序。“家和万事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直接影响社会的平安、和谐。儒家思想强调依靠道德的规范作用来实现家庭和谐,通过提炼、宣扬相应的伦理规范来调适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及和谐繁荣的道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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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廉政文化是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廉政文化在校园文化中的具体表现,广大师生整顿学风,端正教风,优化作风,加强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就必须把反腐倡廉教育上升到文化的层面,在高校党员干部中深化廉政教育,在教职工、学生中加大廉洁宣传引导力度,促进全校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扬善弃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生活观念的形成,着眼于在实践中深化和发展,营造校园廉政文化氛围,推进校园廉政文化建设。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应围绕培养师生讲操守、重清廉的优良品德,树立正确、积极、健康的理想信念、道德观念、法制意识和社会责任,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长效机制,把廉洁教育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建设和谐校园、构建反腐倡廉惩防体系工作相结合,并贯穿到师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以形式多样的活动为载体,利用学校各种教育资源,倡导廉政文化;宣传廉政典型,弘扬廉政精神,努力营造廉洁治校、廉洁治教、廉洁治学的和谐校园氛围,教育引导广大师生积极参与,不断深化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强化“崇廉、奉廉、赞廉”的共识和舆论导向,为学校建设发展创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同时坚持与师德师风建设以及治理教育乱收费、治理商业贿赂等专项工作相结合。大学廉洁教育工作是师生互动互教的过程,教育者要首先受教育,把廉洁教育融入师德师风建设中,在专项治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强化党纪法规教育、廉洁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使治理的过程也成为对广大教职工进行廉洁教育的过程,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育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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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的选用是环境工程制图与CAD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全面掌握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实现高职教育教学目标,应当根据环境工程制图要求,自编或合理选用教材。教材内容上要突显非机械类制图的特点,涵盖制图基本原理、本专业常见工程图等,并且保证绘图过程均可利用CAD软件进行呈现,增强环境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技术结合的紧密性。在教材的编排上要加强制图基础、投影理念、构型表达等传统教学内容,适当削减画法几何等陈旧的教学内容,并大幅度增加以计算机三维几何造型为主的现代先进知识。教材内容的取舍要以环境工程专业特点为根本出发点,在确保基本理论完善的基础上,增加建筑施工图、管道施工图、给排水工程图等内容,为专业课程学习奠定扎实基础。通过优化调整教材,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始终处于形的概念中,从小的立体、组合体,延伸到建筑形体,拓展到建筑物、给排水系统和管道系统等,让学生对环境工程制图构建起整体轮廓。为了将CAD技术融合于环境工程制图课程教材中,应当结合环境工程的设计特点,运用实例教学法,重视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实践经验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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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的生活中的方式、地方习俗、行为规范、价值观等的体现。群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来自于人民群众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其中包含着人们期待美好生活的心情也蕴含着深刻的和谐精神。顾名思义,群众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而社会的和谐是需要全民的配合和支持的。群众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的觉悟、认识、以及思想等的提高和改变,直接影响这社会的和谐发展,两者是息息相关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针对群众文化的特征,和社会和谐的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群众文化的发展的前提和意义,进行简单的分析讨论,更深一步了解群众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意义。
群众文化和社会和谐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只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涵养及素质,社会才能和谐进步,才能看到和谐快乐的场面。试想曾经的远古时期为什么人都是野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用最粗暴的方式,那是因为人们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没有文化的教育和规范,更没有一定的制约,一切都是混乱的,也就没有和谐之说。所以群众的文化,是千百年来人们生活中所提炼出的生活模式,是一种生活的规范准则。群众的文化越高,认识越高,社会的整体素质就会越高。社会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群众组合起来的。群众和谐了,社会也就和谐了。群众文化发展了,那社会和谐也就会进步了。社会的和谐进步更加快带动了群众文化的发展。两者是相互关联,相互进步的,是互利互惠的,社会和谐发展,人民群众才能安居乐业。要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进步,就必须要以群众文化的发展作为指导的方向,找好群众整理文化发展的重点、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以最有效的方法达到最直接的效果。譬如可以发动政府重视起群众文化,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努力积极的倡导群众学习的热情,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也认识其重要性,认识到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责任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建设公共的文化学习体系,尤其在农村或偏远的地区,发展和健全这种体系措施,组织群众积极学习,让整个社会能够平衡稳定的前进,不能让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化认识落在最后,否则也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进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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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保定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面对文化主导的新形势、新机遇,如何把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显然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名城文化,无疑是保定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就保定而言,当前要重点打造好三张文化特色品牌:第一张文化特色品牌———“中国生态电谷,全国首座新型低碳”之城,引领未来城市建设新趋势的示范城品牌。确立“生态电谷、低碳新城”特色品牌,建设节能低碳城市,是保定建设文化名城进程中的重要举措。目前,保定在实现特色发展之路上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随处可见的太阳能电池板,高新区所有的辅路路灯采用太阳能发电,所有的路口采用太阳能交通指挥信号系统,全球首个也是唯一的电站式酒店———电谷锦江国际酒店等等,都走在了全国前列,显示出强大的发展潜力。
“生态电谷,低碳新城”的理念正与当今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趋势相契合,顺应了国家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潮流,预示着发展低碳经济是当前城市建设所面临着的重大发展机遇。一个好的机遇对于建设文化名城的长远发展影响是不容小觑的,保定要建设具有特色的文化名城,就要凭借自身独有的新能源产业优势,抓住机遇,继续打好节能低碳的特色品牌,推动文化名城建设向着更高层次加快发展。
第二张文化特色品牌———“冠军摇篮”之城,打造大型体育活动特色品牌。保定被形象地誉为“体育冠军的摇篮”、“体育之城”。保定成功举办的篮球文化节、空竹艺术节、狼牙山登山节、敬老健身节等系列文化活动说明,打造一批文化内涵丰富的大型体育特色活动是展示文化名城形象的重要策略。一要全面提升活动的文化品位,注入保定特有的体育文化精神,突出展示保定作为“体育之城”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彰显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扩大美誉度;二要把篮球文化节、空竹艺术节、狼牙山登山节、敬老健身节等文化节庆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形成文化节庆的长效发展机制,牢牢扎根于古城,常抓不懈,同时汲取经验,增强创新意识,不断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开拓更新更完善的文化节庆品牌项目;三要加强国内外体育项目交流,建立高水准综合性能的“中国保定体育活动交流中心”,成为国内外进行大型体育交流的重要活动场所,承办国内、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充分利用“冠军效应”,邀请保定籍冠军或国内外知名运动员参与大规模宣传保定、推介保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体育活动,扩大影响力,全面提升保定体育特色形象;四要加大各方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风气,定期展开各种体现保定体育文化特色的全民健身节活动,打造全民健身活动品牌。规划建设适应不同人群、不同用途的多种体育场馆,重点健全学校、社区、广场等配套的文化体育活动设施,真正形成全民健身运动的风潮,突出名副其实的“冠军之城”特色。同时,成立多种体育项目高水平培训基地,普及体育技能,建立选拔、培养、输送配套体系,为“冠军之城”储备大量优秀的后备人才。
第三张文化特色品牌———“中国优秀旅游”之城,打造全国旅游中心特色品牌。
保定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素有“中国优秀旅游城”之称。保定要建设文化名城,就要打好特色旅游的文化品牌,在“四个不断”上做文章。一是不断打造以弘扬保定特色文化为主题的精品旅游线路,争创全国优秀旅游线路;二是不断推出和精心策划富有保定文化特色的大型旅游文化艺术节知名品牌,除推出“中国保定红色旅游文化艺术节”“、华北白洋淀旅游文化艺术节”之外,还可结合总督署文化内涵开发“中国保定官署文化艺术节”、结合易县燕昭王建黄金台招贤纳士和荆轲南渡易水刺秦的故事以及涿州“桃园三结义”的三国文化,开发“燕赵传统美德文化艺术节”等,多方位地展示保定文化独有魅力;三是不断提升旅游点的文化内涵,在各旅游点建设有保定文化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人文景观。组织高素质专业旅游人才进行策划、经营和管理,提高保定文化旅游在国内外的美誉度;四是不断挖掘历史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新思路。对于未开发的或开发力度不够的特色景点,要不断加大开发力度,努力提升海内外知名度,增加旅游前景发展空间。对于位于一些保定县区的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却至今仍然处于飘零无闻状态的旅游景点,如同样作为长城重要关隘的紫荆关却远不像八达岭、居庸关那样闻名海内外,需要加大资金投入,扩大宣传。对于保定丰厚的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也要深入挖掘,像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定县平民教育实验、高阳勤工俭学运动等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有旅游价值的近现代历史文化遗存,可开发成“中国保定近现代旅游文化”专线,增加新的旅游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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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是人的一种潜在需要,爱美是人的本性,炫耀是所有动物的本能。从原始社会开始,人们已经不不自觉地开始对自己进行装饰。原始人把打猎得来的鸟类羽毛和动物骨头戴在自己身上,炫耀自己的能力的同时,装饰也无形地附加于这种行为之上。
装饰与审美的区别仅仅在于,它将一种纯精神,纯知性的范畴以实在的物体或行为固定下来。作为一种潜意识的形态,它既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不是倏忽即逝不可捉摸的。可以肯定装饰的存在及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那么,外在地解说装饰及其艺术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利用其潜在规律,引导它的发展趋势才是最重要的尝试。也许这样才是黑格尔所谓绝对自由一种对必然的支配,而不是受必然的支配而“停留在奴隶的处境上”。
首先,保持艺术与大众的交流几乎是一个不可偏离的方向。艺术虽然被定义为“属于一部分人的艺术”。但并不意味着艺术与另外一部分人就脱离了关系。成功的艺术总是把身边的“异教徒”纳为自己的“信徒”,而失败的艺术却在对自己力不从心的维持中。正如罗杰在《作家是观众的学生》一文中所提到的“一出戏的演出要成功,必须是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血液交融......缺少这两者之间的适当融合,便没有成功的可能性。观众越容易把新的血液吸收到他们的血管中,越说明作家的技巧高”。视觉艺术也是如此。
而装饰艺术又是艺术范畴中那个更接近大众的艺术地带,艺术追求一种形而上的终极境界,因而它代表了一种较为个性化、贵族化的倾向,而装饰艺术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大众的品味,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造。正如马克思理论中的“物质决意识”一样。我们必须从群众中学习、研究。然后再创造。从而使“意识反过来又影响物质”。
所以,装饰艺术必须是以大众为基础的,装饰艺术与大众关系密切这一结论是我们讨论的基础,关键在于之后我们的选择一是被动地受这个规律支配还是主动地去利用它,是满足于一种奴隶的自由还是去追寻绝对自由。无肄后者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装饰艺术不能依靠自我标榜维持,而是应该保持与大众的交流,寻求一种可以为大众所接受的发展道路,从而达到发展自身与引导大众的双重目的。
我们首先探讨一下,艺术在被大众接受时,将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最主要的一方面是文化传统的潜在制约和影响。人们永远都持有一种“先入之见”。崇高,壮美要先于优美,因为前者暗示了主体实践力量强大和征服自然对象之后的成果,因而显得“大器”,而后者表现的是个人比较纤细的情感,因而显得“小器”。空灵,玄虚的表现要优于具体描绘,因为前者表现了一种超越现实,纯智慧、纯精神的境界,因而“有意味”。而后者拘于小节,因而“浅薄”。清代画家邹一桂在评价西洋画时,说“西洋人善匀股法,故具绘画于阴阳远丘不差镏秀。所画人物屋树皆有阴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步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于墙壁,今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其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①在这段话中邹一桂虽然客观地指出西洋画注重光影和写实等特点,但最后却说“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显然是受中国画传统的影响。用中国画的评价方式去议论西洋画,未免有一些张冠李戴的性质,但这却是当时大多数中国画家评论西洋画的态度。潜在的偏见会导致对一类艺术风格的钟爱,而对另类风格却排斥也拒绝接受。因此,选择反文化传统的艺术形式便选择了孤军奋战。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艺术接受者个体的心理素质、兴趣、爱好,需要等。从根本上说,这仍然是由文化传统制约而形成的。我们把艺术接受者分为各种层次各种类型而区别对待。不同的艺术作品最终完成于每一个欣赏者的艺术想象世界中。例如杜难桑的《泉》,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件艺术品,而有的人认为仅仅是一个男式的小便器,看不出有什么艺术性,这就是因为个人素质不同而造成的。
既然我们清楚了艺术接受的影响因素,接下来就能够“对症下药”了。
现代的宣传手段有着不容置疑的作用。在信息业高度发达,无形资产地位日益提高的社会里,我们不能将艺术孤立起来。文化艺术的产业化形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从而有了经营艺术的可能。
当明星琼•克劳馥炫耀地穿着带垫肩的套装出现在一九三二年的经曲影片《Letty Lynton》中,纽约的Maly's百货公司在一年内销售出了五十万件类似的时装。克劳馥用化妆品把她的上唇涂得丰厚以创造“克劳馥式的唇”,结果满街都是这样的妆容。当时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一窝蜂涌到美发店去做Jeay Harlow的金色短发发型。虽然人们常说,后继者是对原创者苍白的模仿,但这是一种潮流和风格形成的必然历程。人们部是有这种随波逐流的盲目性,这便使我们引导潮流的尝试变得有可以实现。
艺术同样有着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往往是潜移默化的,而不像广告词那样张扬。乔治•迪基在论及何为艺术品时,曾提出了著名的“惯例论”,意为人们通常都是按照约定俗成的艺术惯例来给艺术定义的,即由艺术家创造但最终为接受者认可的约定俗成的。反对来说,一个不符合惯例的艺术形式会受到否定。但是惯例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渐渐形成的。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如何制造这种惯例,而使自己新的艺术形式更广泛地被承认。在实践“绝对自由”的诸多尝试中,这个是最为主动的,也最有意义的。它能真正达到引导大众向高品味发展的目的。
以凡高为例。第一次面对凡高的艺术作品时未必能产生共鸣,因为这必竟需要极高的艺术涵养。但由于人们一开始就形成了“凡高是伟大的艺术家”之类的观念,因而不会产生断然拒绝接受的心理,而是努力去欣赏它,这便使以后的最终理解成为可能。艺术创作是需要一些特殊的人生经验与体验才能完成,这就要求观者也需要相似的人生经验才能理解。在这之前如果已经产生了拒绝接受的心理,那之后的理解感悟就无从说起了,因此,我们应该尽力让观者形成一种“愿意接受”的心态,甚至是一种在面对艺术品之前就已接受式已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态。新的装饰风格同样可以这种方式形成潮流,而达到我们发展装饰艺术,引导大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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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报告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化建设目标,这是我们党的重大战略决策。贯彻这一决策,就是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相承接,是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和形势发展变化、积极回应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以党的为标志,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现在我们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总体小康,文化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期,人民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越来越高。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位置。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还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步伐,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同样,只有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才能更好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综观世界几千年历史,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有共同的精神家园。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才能进一步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和有力支撑。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发展机遇期,面临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持续推进的过程,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才能取得质的突破和巨大的成效。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党的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它鲜明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先进文化、有益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同时存在,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必须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思潮,使先进文化得到发展,健康文化得到支持,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文化得到抵制,实现文化自身的和谐。
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我们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着力解决社会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力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切实抓好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教育,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思想文化环境,努力形成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文明礼貌的社会环境。
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始终坚持用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引领舆论。对社会热点问题、重大突发性事件,媒体要强化社会责任,维护群众利益,不回避矛盾,不激化矛盾,善意表达,科学引导,在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维护稳定上下功夫。要通过开展和谐创建活动,使和谐精神、和谐理念深入人心,从而大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倡导爱国爱家、诚信礼让等道德规范,以形成和谐社会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崭新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
党的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了全面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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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大学建设在大繁荣、大发展的前提下,大学文化建设也存在一定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大学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本文主要试图从大学文化建设角度来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其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大学文化建设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竞争力,有利于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有利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引导全社会思想道德上的共同进步。
大学文化,是以大学为载体,通过师生的不断传承和创造,为大学所积累的精神成果以及蕴含在大学制度、大学品质和大学产品(人才和知识)中的文化特色。大学文化是在大学校园这一特定场所内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物质存在的历史价值,并对社会文化起着传承、示范和辐射的作用。概括的讲,大学文化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所谓大学精神,主要指在大学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那些一贯的、持久的、为全体成员所共享的、并引以为豪的大学文化理念和文化品质,它既指大学中全体成员的言行中所渗透的一种主导意识,也指他们所具有的精神活力状况和精神气质。学精神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积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起来的。一所大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大学精神的存在。
所谓大学校园文化是指以大学校园物质形态(校园环境、教学设施等)为基础的,以师生特有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为核心的,以校园特色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由师生参与创办的报刊、讲座、社团、沙龙及其他文化活动为表征的精神环境、文化氛围。大学校园文化直接影响高校师生的软环境,对于浓郁人文氛围、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形成优良的教风学风和工作作风、激发创造力、增强凝聚力、弘扬主旋律,都能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是高等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精神和大学品牌的重要体现。
校园文化的内涵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物质文化,主要是指:校园物质环境,这是精神文化结晶方式的实体存在;第二层是制度文化,主要是指:各项校纪校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人际交往活动的方式;第三层次是行为文化,主要指师生员工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各类群体、社团的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表现出的校风、班风、学风等;第四层次是精神文化,这里主要是指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等。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大学校园文化这座大厦,应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遵循着以物质文化为基石,制度文化为屋架、行为文化为砖瓦、精神文化为砥柱的思路,着重提升大学校园文化品位,增添校园学术气息,丰富校园文化生活,逐步形成文化层次多样的校园文化体系。
大学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精髓,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是大学精神形成的载体。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如果离开大学精神就将迷失方向,大学精神如果离开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就将无所依附。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大学承担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人才、攻克科学难关、孕育精神文明成果的重任。大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关系大学能否完成使命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大学精神文化的根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的运用与发展。在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建设中,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大学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正确处理好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着力培育和发展大学文化。
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文化的精神支柱和本质所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着眼于激发和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而做出的战略部署。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着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走向,具有其他任何价值体系都不可替代的先导性和影响力。只有旗帜鲜明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师生加强自身价值体系建设正确解答师生在现实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才能不断增强广大师生的思想共识,增强学校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从根本上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筑牢大学文化建设的根基。
一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保证正确的办学方向。大学文化建设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建设优秀大学文化的根本保证,也是构建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应把大学文化建设纳入学校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营造良好氛围,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全校共同参与的格局。必须坚持先进性要求,突出主旋律,提倡高品位、高格调。要吸收世界进步文明成果,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努力建设既有深厚底蕴,又充满生机活力的科学民主、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大学文化。
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原则确定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和办学定位。办成什么样的大学、如何办好大学,这既是大学办学的基本要旨,也是大学文化特色的本质所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大学文化建设要着眼长远,凝炼目标,明确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注重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提炼和形成校园文化精神。
三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凝聚高层次创新人才。大学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是教师,尤其是具有人格魅力和学术造诣的大师,以及优秀的教学科研骨干。大学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学术本位、崇尚科学的理念,坚持以教师为主体,加强学科整合,大力引进高水平人才,全心全意依靠教师共同建设学校,尤其要重视中青年教师的骨干作用。在校园中要倡导学术民主精神,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下,倡导学术包容。
四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德才兼备的未来创新型人才。大学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努力推进思想理论课教学改革,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对国家和民族有责任感、对真理正义有执著的追求,自觉地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体现在对社会的服务和奉献之中。同时,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民族文化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社会服务意识。
五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设计大学学校制度。制度设计应该体现出激励导向,特别是人事分配制度、科研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学术评奖制度等,都应该着眼于为人的创造才华提供展示的舞台。同时,制度设计应该体现民主治校理念,保证师生对学校重大事项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断创新校园文化活动的形式和载体,注重校园文化建设的先进性、时代性和实效性,不断增强校园文化活动对学生的吸引力。
总之,大学文化建设任重道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其提供了原则与方法,并将成为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 剡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与对策分析[J]﹒新学术论坛﹒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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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大,在于精神之立。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著名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斯克纳所说:“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有效。”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高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阵地。建设和谐校园,必须有和谐文化为支撑。校园价值现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掇心和基础,大学精神与校田价值现互为表里。社会 政治 发展 对高校校田文化建设提供方向要求,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成为校园价值观的灵魂。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价值观;大学精神
【论文正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胡锦涛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了重要讲话,在谈到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 教育 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高校校园文化作为我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如何,影响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目前,高校校园中客观地存在着与建设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相抵触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的传播和蔓延。侵蚀着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因此,如何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的社会思潮,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大学精神,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一面旗帜,鲜明地亮出这面旗帜,就是要昭示人们不论在社会思想观念如何多样多变的情况下。不论在人们价值取向发生了怎样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部位是不能动摇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抓住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我们建设的和谐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为内在规定的和谐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校园和谐文化及和谐校园的建设,对社会文化具有强烈的辐射、示范和引领作用,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高校校园文化、校园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关系
按照社会大文化的观点,校园文化是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文化形态,在分类上属于社会文化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校园文化应该是指在高校这一特定范围中生活的每一个成员所共同拥有校园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在物质与意识上的具体化。校园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最基本的功能是育人(图1)。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成为校园价值观的灵魂。
(一)大学精神、校园价值观与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的结构层次,既有社会文化结构的共性,又有其鲜明的个性,其结构层次可通过下图(“果树”型校园文化结构层次图)来具体说明(图2)。
校园精神文化尤如果实的果核(种子),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层,它包括校园文化观念、 历史 传统,为大多数人认可、遵循的共同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生活信念等;它体现在校园文化主体身上的理想、信念、价值目标与相应的观念体系,是一种校园中独有的群体意识;它是校园文化的精髓和核心,是学校精神的集中表现。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它的主要特点是内在激励,是一种隐性文化。而大学精神更是核心层的中心,它是校园文化中的“基因”文化,由一届届学生和一代代教师、管理者传承着,保持着某一个学校文化的特质。
综合分析校园文化这四个层次,精神文化构成了校园文化的内核,这种文化深藏于学校的历史沉淀之中,反映学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精神,体现着学校的校风和学风,以一种无形但超强的内聚力传承着校园精神,激励着教师和学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可以说,关键取决于校园文化核心层的精神文化。校园文化这种结构,决定了校园文化建设的重点应在精神文化建设。
(二)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的地位和作用
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是学校教学、科研及其战略发展的导向与实施的文化核心。其作用辐射整个大学系统的各个方面。
大学之大,在于精神之立。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著名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斯克纳所说:“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有效。”
大学精神就是大学在长期的教学、科研、管理等活动中形成的一种信念和不懈追求,是基于自身的基础条件、教育目标、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为使学校获得更大的发展,经过长期精心培育而逐步形成的。它是大学价值观体系的外化,体现出大学在一切行为、观念中的主导意识和价值取向。
校园价值观与大学精神互为表里,构成大学文化的核心。校园价值观是大学精神的内核和底蕴,而大学精神是校园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形态。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是时代精神与社会价值观在高等学校的折射,处处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大学的个性与校风学风状况。文化贵在个性。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也是大学独特个性的反映。校风,为一校共同精神之所寄,是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的浓缩与精华。是其外在表现。秉承着大学的历史、发展与前途命运。每一所大学的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都秉承着自身的发展历史。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始终与大学的发展和前途命运紧紧相连。
三、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大学精神
大学文化精神,是学校对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学校与教师、学生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这种价值判断,决定了大学办学的指导思想、日常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学生的成长、成才是教师价值的最高体现,也是学校价值的最高体现。
先进大学文化的精神价值在于,在处 理学 校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中,承认社会对自己存在的意义,进而主动按社会的需求调整自己的方向,努力为社会作更多的贡献;先进大学文化精神的学术价值在于,在处理学校与教师、学生的关系中,承认教师、学生对自己存在的意义,进而积极营造民主、包容、理性的人文环境,为师生的成功提供条件,创造机会。
软环境建设中所传达出的 教育 理念、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最能体现一所大学所独有的文化精神和气韵,是大学精神内核的彰显及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因而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校园文化的导向功能、陶冶功能、整合功能及凝聚功能。
社会 政治 发展 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方向要求,社会 经济 发展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社会文化发展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文化熔炉,高校发展则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内在动力。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应坚持方向性与批判性相结合,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结合,全面建设与重点推进相结合,以及国际性与民族化相结合的原则;应以营造健康向上的育人氛围、弘扬合乎时代要求的大学精神、成为先进文化示范基地为总体要求。
在大学精神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的价值取向:
(一)大学精神应以人为本。大学的教育对象首先是人,它必须考虑到人的特殊性。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社会化的人,无视个体人的存在,何谈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曾指出:“社会在生产个人的同时,人也生产着社会。”大学应改变教授单向教学,却无任何信息反馈的局面,在师生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使课堂教学由单向转为双向流动。大学不再是培养知识的容器,而是培养勤思考、会思考、敢于提问、辩难的有智慧的人。大学应启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形成独特的思维,获得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也应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总之,我们要培养的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大学生,这样的教育才能体现“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二)大学精神应引导形成先进文化。大学不只是高等学校,不只是为成年人灌输高级知识的学府,而且是国家最高文化组织和最核心的思想、学术基地。一种高级文明,既要有由下而上的文化积累和进化,又要有由上而下的文化向导和独创。这就需要一个独立的知识精英阶层,站在整个文化的象牙塔里,反省、创造、传播高级文明成果,所以大学应自觉地把大学精神引导成一种先进的文化。自古以来,大学就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以探讨深奥的 科学 知识和掌握高深学问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如果离开了高深学问的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大学就失去了它存在的认识论基础。高深学问要求忠实于真理,而真理能够站得住脚的标准就是它的客观性和先进性。因此,大学始终是先进文化自由沟通、争辩、交流、碰撞、创新的基地。
(三)大学精神应引导社会进步。超越现实,摆脱世俗生活的纠缠是大学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从高起点上结合现实,改造现实,服务现实的前提。没有超越就不能升华,没有脱离就无从发展。大学不只是认识和适应现实,而且要给予人们把握和改变现实的力量。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发展观,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 自然 的辩证关系,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而使人类社会具有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大学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关键和重点是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研究,直接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服务社会与引导社会应当是辩证统一的,引导社会是服务社会内涵的必然发展。因为从本质上说大学是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殿堂,是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摇篮,应当具有超凡脱俗的品质,走在时代的前列。更重要的是随着人类社会逐步从 工业 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迈进,大学正在从工业经济社会的边缘迈向 现代 社会的中心,时代强烈要求现代大学不仅要服务社会。而且要站在时代的前列引导社会前进,这是 历史 赋予现代大学的神圣职责。
(四)大学精神应与时俱进。我们的大学是一个封闭的象牙塔,现代大学应“走向世界”。它要面向世界,吸收世界一切的优秀文明成果。为己所用,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时代的精神。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 网络 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兴起了新一轮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浪潮,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国际化的建设人才。
四、高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
高等院校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研究学问、追求真理、创造思想、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高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来展开。
(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又是崇高的价值目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要和根本的,就是要深刻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方法。高校的改革和发展、参与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参与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与各种各样不和谐的、不文明的、敌对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和谐是要通过与不和谐进行斗争才能实现的。当前,高校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社会上的不和谐现象或多或少对高校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高校里确实存在不和谐的现象,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和谐校园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要在高校中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目标,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成功之路。要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凝聚人心,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鼓舞人心,使广大师生坚定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以天下为己任,自觉地把个人追求与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统一起来。把个人奋斗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起来。
(三)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的民族精神,支撑着伟大的民族。有没有伟大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前途的一个重要尺度。一个民族,没有伟大的民族精神,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定的民族意志,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某些强国的文化、经济和军事霸权的挑战,我们必须不断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弘扬中华民族的改革创新精神,借鉴历史上改革创新的经验教训,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识大体,顾大局。理解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促进改革取得更大成功。
(四)要牢固树立和认真实践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认识、评价和态度。胡锦涛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美德、高尚的革命道德和时代精神的提炼和升华,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今天,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分清是非荣辱,明辨善恶美丑,才能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道德风尚。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对我国的社会道德体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对青年学生产生了负面影响。高校如果没有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没有良好的道德水准,就难以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以及良好的公民,就难以成为社会良知和公平正义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更难以产生世界一流的优秀大学。因此,高校广大师生要牢牢树立和认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用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推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 法律 法规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建设,在高校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求真理的学风和校风,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和谐校园提供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为代表和维护社会良知与公平正义坚守一方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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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对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成果有限。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摘要: 随着旅游开发的进一步深化和旅游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日益明显, 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使之成为旅游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 旅游; 社会文化影响; 理论, 研究方法; 简评与展望。
论文正文: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
随着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迅猛发展, 旅游给目的地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 因此,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开始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 国外对旅游的社会影响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通过文献检索, 共检索到167篇文献, 研究角度主要涉及旅游综合影响、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及旅游影响的测度和方法等方面。
在旅游对社会的影响上, Qieqi ( 1978) 等人在美国Virgin岛所做的研究表明, 当地的社会和家庭结构并没有因为旅游业而产生多大的变化。L iu和Xierdun等人于1987 年在土耳其所做的一项跨国研究亦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 Luomance在1978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美国特拉化州的居民抱怨旅游导致了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逐渐缩短了, 旅游使传统形式的社交活动越来越少了。
Bisitezaruo (1989) 在对奥地利一个乡村的研究中就指出: 旅游并没有使休闲游憩设施的实用性得以增加。这一结论与大多数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与此同时, 米尔曼和皮扎姆( 1988 )也在他们对佛罗里达中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当地居民不能理解旅游对提高道德、诚实、礼貌、行为态度、人们相互间的信任等有何种贡献。
与旅游相伴而生的许多其他的社会文化问题是与旅游开发强度相关联的, 过多旅游者涌入目的地增加了人们生活的密集度, 也增加了旅游者与当地人共用设施的拥挤度。[ 1 ]过分拥挤降低了旅游经历的价值, 也给当地人造成了额外的压力。著名的以色列旅游学者Cohen (1978) 提出: 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旅游的负面影响上是过分了, 对于此问题应考虑到旅游对目的地整个社会的综合贡献。显而易见, 对于许多落后地区, 旅游可以改善当地基础设施, 促进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旅游者带来的文化冲击着接待地的传统伦理观念, 使社会和家庭的凝聚力减弱、环境和生态遭到破坏, 动摇着整个接待地的社会基础。因此, 相对来说, 国外对旅游消极的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视, 也较多一些。
相比较而言, 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这一领域里, 国内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国外。中国当代旅游业的发展起步于1970年代末, 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 旅游学术研究显得非常薄弱。尤其,旅游给目的地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更是如此。同时, 由于旅游影响研究从起步之初就并非建构在对旅游业发展高屋建瓴式的前瞻性防范研究上, 而是一种由于问题的暴露而不得已进行的检讨和探因式的后补性研究, 因而旅游影响研究一直滞后于旅游学研究的其他领域。[ 2 ]直到20世纪90年代, 随着人们对旅游的认识不断深化, 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 旅游经济不是旅游的领头学科, 仅仅是旅游研究的一个分支。国内的旅游社会影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91年南开大学的刘振礼教授在河北野三坡进行了有关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效应调查研究, 得出了旅游的社会影响以有利方面占主导地位, 尤其以经济方面最为突出的结论, 研究结果发表于1992年《旅游学刊》的第3 期上, 这是国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关于旅游社会影响的学术论文。但是,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 十余年间国内公开发表关于旅游社会问题的文章一共仅有20余篇。近十年间较有代表性的旅游社会影响研究有申葆嘉(1992) 的“论旅游接待地的社会压力问题”, 戴凡和保继刚( 1996) 的“旅游社会效应研究———以大理古城居民学英语为例”, 郑何敏( 1996) 的“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赵刘平( 1998) 的“再论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文化影响”, 王宪礼、朴正吉(1999) 等的“长白山生物保护区旅游的社会效应分析”, 王雪华(1999 ) 的“论旅游的社会文化效应”, 李建欣(1999) 的“国外旅游社会学管窥”, 刘纬华、肖洪根(1999) 的“对西方旅游对社会学研究中新迪尔凯姆学说的分析”, 2001 年和2002 年肖洪根的“对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认识(上、下) ”等。
从统计的论文可以看出, 国内旅游社会效应以有利方面占主导地位, 但是旅游对传统文化、居民生活压力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负面作用。
1. 国外相关理论引介。
国外关于居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的理论成果颇丰, 主要有旅游发展阶段理论( G. V.
Doxey, 1975 ) 、旅游生命周期理论( R. W.
Bulter, 1980 ) 、社会交换理论( J. AP, 1992 ) 、社会表现理论(RL. Pearance, 1996) 、游玩理论、补偿理论、冲突理论(Bystrzanouski, 1989 ) 、分配理论( Pearce, 1989) 等。西方学者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运用这些理论来阐释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 国内研究也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 一些学者在翻译和引介这些理论方面作出了努力。肖洪根对国内外旅游文化研究进行评述, 以及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动态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归纳。宗晓莲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理论、观点、流派及发展的介绍。张晓萍翻译了《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
一书。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一书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内容、理论、方法等进行梳理与评述,并提出不少独到见解。刘赵平详细引介了社会交换理论, 并将其理论化的概念模型在其对野三坡旅游研究中加以应用。“社会交换理论是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看成是一种计算得失的理性行为的社会学理论, 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互动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利益的满足。”应天煜较全面论述了社会心理学范畴的社会表征理论在旅游学的应用, 认为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来源与直接经验、社会互动和媒介三种形式, 并倡导运用此方法对居民群体进行划分, 以获得不同居民支持并有助于旅游发展。
2. 国内学者的理论创见。
国内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研究起步较晚, 大量的研究是建立在西方的理论之上并试图对其作出验证与回应, 理论创见不多。李有根认为应将居民群体感知旅游关系的社会知觉, 这种知觉具有选择性、恒长性、理解性和动态性等特征, 研究中应注意居民的积极反映和消极反应, 以及二者转变的条件。刘赵平划分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三个基本层次, 总结了三种理论: 发展阶段理论、涵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王妙应用比较文化理论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进行分析, 认为是主客之间的文化差距产生了示范效应。
3. 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采用的主要方法有: 系统分析法、游客属性法、时空对比法、发展阶段法—目的地生命周期模型、旅游影响尺度的量化模型———TIS模型等。
近年来我国对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成果有限。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相关成果的介绍、模仿与回应, 缺乏系统的研究理论方法和学术著作。个案研究点也相对狭窄, 尚有很多尚未涉足的地区, 如少数民族旅游地。特别是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研究有待深入与加强。
首先, 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同时, 应在实践中充分验证其对我国旅游地居民的适用性。因国内外旅游发展形态、特征等不尽相同, 吸收国外理论并使其本土化, 对于研究结果的真实性非常重要。
其次, 旅游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影响错综复杂,其中涉及文化、艺术、民俗、信仰、道德等诸多方面。研究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必然要运用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知识, 应注重不同学科理论方法的交叉适用, 丰富研究视角。
再次, 拓展旅游地研究区域及类型, 如乡村旅游地、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地、生态博物馆等。并应开展不同旅游类型区域居民感知的比较研究, 以揭示我国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共性与个性。
最后, 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存在渐变性, 因此影响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因素往往是深层次的、不易察觉的。从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角度, 以人为本, 探究居民生存境况、心理状态、价值体系等人文底蕴, 有助于真实地了解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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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由强调整体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向更强调个体和物质利益的文化过渡。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社会和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社会和谐
文化传承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行为意识和社会制度路径选择具有巨大影响,而文明进步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说,社会系统演化是文化与文明两股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文化基于历史传承,文明基于科学进步,两者虽相互影响,却遵循着各自的规律。当文化传承与文明进步的张力保持一致时,两者会形成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和谐状态;
当文明进步与文化传承发生离变并达到一定临界点时,文明基于自身的进步规律会与文化产生摩擦。这时,制度创新成为协调文化与文明关系的内生性要求,并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引起文化的强制性变迁,以适应文明进步的价值观与制度范式要求;二是文化对文明形成掣肘,使人们的行为保持在与文化传承相适应的价值范式与制度范式之中。一种良性互动的结果是: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制度创新形成新的发展合力。
改革开放是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计划经济体制与工业文明所必需的个体创新性不相适应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集文化变迁和文明进步于一体的经济社会体制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对自然的依存,注重人与自然的整体协调关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并不局限于人的共同体内部,而是包容了天、人、道(客观规律)之间的根本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保持的多子分承的家庭财产分配制度、祠堂族田以及一些赈济与借贷性质双兼的仓、会经济制度,是与这种文化价值观相一致的制度安排。由于天人合一思想包含的整体和谐理念对于民族行为意识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发展显著背离整体和谐的发展路径时,就会出现激烈的社会变迁现象。均富、和谐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意志与社会选择倾向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近代中国革命胜利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
文化缺陷往往伴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暴露出来,并成为文明进步的束缚。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个体与整体相互调适,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对个人价值、自主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忽视,并导致个体盲从于整体与传统,滋长了守旧意识与等级制度观念,淹没了个体主动性的发挥。现代工业文明需要人们具有独立自主意识、创新意识,需要个体充分发挥主动性,需要人们独立决策、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而这些恰是受到传统文化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的。
因此,从这样的角度观察,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计划经济体制与工业文明所必需的个体创新性不相适应,以至于严重束缚了中国现代文明进步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集文化变迁和文明进步于一体的经济社会体制创新。实行改革开放,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文化价值观与文明进步的要求相适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必然时期。
可见,正是文化传承与文明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显然,这场制度创新,以彰显个体主体价值观为文化特征,以追求市场竞争主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以经济文明进步为社会发展向度,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由强调整体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向更强调个体和物质利益的文化过渡。
个体私营经济的独立自主意识与产权边界意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规则与自由流动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人的个体性、自主性得到了极大开发,个体主体价值观在这种经济制度创新中逐渐显性化,并对工业化、现代化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对个体主体性缺失的传统文化缺陷也具有显著的矫正意义。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值得反思的不和谐现象,其中分配不公与生态环境过度受损是两个典型的不和谐问题。这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个体主义价值观膨胀是密切相关的。
一些主体利用其占优的资源配置权,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资源配置,使得利益天平向自己一边倾斜。当这种倾斜达到一定程度(基尼系数、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是显示这种倾斜程度的指标),便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
正如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意识下个体性往往容易被磨灭一样,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现象发展得过分突出,不仅会背离传统和谐文化的价值基础,而且同样会束缚社会效率与现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现象,正在成为文明进步本身发展的障碍。这表明,如果个体主义放弃整体和谐是个体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一长期约束因子,就会表现出对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危害性。
因而,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值理念创新――构建个体与社会整体协同的和谐文化价值体系――已经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可见,放弃整体性前提的过度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必然要向将个体置于整体发展之中的和谐价值观发展过渡,否则任何个体最终都难以获得长久的幸福生活,任何文明进步都将因社会矛盾加剧而停止。拉美现象在本质上就是由过度个体主义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制度安排下的贫富差距扩大而引起的。这也就是新世纪初期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激发个体积极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个体价值观为基础的,这种个体价值观的凸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明进步的要求。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充分发达并暴露出大量缺陷之后的制度创新不同,中国是在一直缺乏个体主义价值观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因此,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创新必将随之而来。
由此可见,文明进步本身存在的“创新性毁灭”不仅存在于文明自身即新文明对旧文明的“毁灭”,而且也激荡着文化的演化,带来文化观念的革新。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创新过程中,个体价值观的发扬确实对工业化和现代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过度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对文明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并且已开始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产生危害。纠正过度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个体发展置于整体和谐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前提之下,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价值观条件。
这是一种和谐价值观的回归,但并非向历史上缺乏个体主体性的社会状态与文化价值观回归。这是一种经过了市场经济与个体主体价值观洗礼的和谐文化回归,是一种获得了市场经济的个体动力又指向整体利益协调的和谐文化回归。建立这样一种基于“个体―整体”统一性的和谐社会价值理念与制度架构,实现现代文明进步中的文化糅合与制度创新,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又一个必然时期,即和谐社会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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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制度,既是社会实现和谐的必由之路,也是各国人民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而建设宪政国家,实现社会和谐,都离不开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宪政文化的发育和成熟,根源在于“文化是体制之母”。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培育宪政文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宪政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宪政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全文如下: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宪政国家,都离不开宪政文化的打造和弘扬。宪政文化不仅为一个国家建立宪政制度提供理论支持,而且还为一个国家实现和谐社会奠定政治文化基础。因此,深入探讨宪政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学术界对宪政文化的全面关注始自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从社会角度解释,认为宪政文化应包括与行宪有关的各种思想意识、制度、组织机构和一定的政治、经济状况。
二是从文化角度解释,所谓宪政文化就是人类在追求和创建宪政这一政治形式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宪政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组织机构。
三是从法律角度解释,认为宪政文化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它是指一国公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主要是宪法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宪法现象,并直接影响人们宪法行为的、具有普遍性并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和观念的总称。
四是从民主政治角度解释,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潜移默化为社会大众较为稳定的思想方式、心理结构形式、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习惯,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宪政文化。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宪政文化的基本内涵,但对宪政文化内涵的特殊性缺乏深入分析,因而容易导致宪政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的混淆。
对宪政文化的解读尽管各有千秋,但中心意旨则都指向了宪法和宪政。创制宪法是实施宪政的前提,而宪政是以宪法规定的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是宪法的实施状态。但是,人类政治实践表明,并非所有宪法之花都能够顺利结出宪政之果。因为“宪政之于宪法,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就是说,作为静态的宪法要转变为动态的宪政,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宪法的实施,也取决于宪政文化。
我们认为,所谓宪政文化就是社会成员对宪政的认知、情感、态度和信仰的总体倾向。它反映着人们对民主、法治、人权、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普遍认同和坚定信仰,蕴涵着人们对政府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理念,以及对围绕宪政发生的现象与行为的政治评价。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来看,宪政文化属于政治主体的一种主观认识,它形成于各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之中,是现代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和谐社会构建与宪政、宪政文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为和谐社会不仅包含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观,而且和谐社会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依靠的根本手段是宪法和法律。从当今世界来看,各国社会发展追求的都是和谐状态,各国政治发展追求的都是宪政形态,各国文化发展追求的都是宪政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达到了和谐状态,那么该国的政治运作一定是宪政形态,该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形式、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习惯一定表现为宪政文化。因为惟有宪政才能确保政府按照宪法和法律进行社会管理,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使社会处于和谐状态;惟有宪政文化,才能确保宪政成为调控和维护社会的权威形式,从而使社会和谐保持持续状态。
二、宪政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实现后能否持续,不仅取决于我国社会各领域的制度创新,而且取决于宪政文化的培育和形成。
第一,宪政文化奠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文化基础。
从人类社会变迁中可以发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别不仅体现在社会的制度安排方面,而且也体现在社会的政治文化方面,亦即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在一种相应政治文化的支撑下,才能实现正常运作与稳定发展。只有政治文化与社会制度处于一种相互适应的良性关系,社会才具有一种既有序又和谐的发展状态。
因为政治文化不仅对现实社会起着维护和延续的作用,而且发生嬗变的政治文化还可能带来现实社会的迅速变迁。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一种新型政治文化支撑,这就是宪政文化。如果一个国家形成了宪政文化,其民众的政治权利意识强烈,对宪法和法律的认同程度较高,参与政治相当热情,政治态度比较宽容,而且善于接受社会的政治变革。因此,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社会的政治文化基础——宪政文化。
第二,建设宪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既包括社会利益层面的和谐,也包括社会文化层面的和谐。从一定意义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文化层面的和谐,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因为文化和谐是一个社会最深刻、最持久的和谐,所有社会的政治文化总是与该社会的制度,特别是与该社会的政治制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不管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发展社会主义宪政国家,都需要传统政治文化的不断创新与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愈益丰富、多元,在此状况下,只有建立宪政文化体系,才能融合各种社会文化,整合人民内部不同利益诉求,化解各种利益矛盾,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第三,宪政文化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志。
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在于该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能够实现和维持一种协调性的发展。忽视任何一个文明的发展,都会给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带来严重影响。相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来说,政治文明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因为没有政治文明提供的制度和法律保障,社会和谐不仅无法实现,而且物质文明提供的物质支持、精神文明提供的智力支持也不可能是持续的。我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社会制度和法律建设的程度较低,民众的民主法律意识淡薄,这就更需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建设政治文明就是要实现宪政文明,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只有建立和实行了宪政制度,才会有真正的政治文明。而宪政的基石在于宪政文化,没有宪政文化的建构与弘扬,就没有发达的政治文明,更不会有社会的繁荣与和谐。
第四,宪政文化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行为规范。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善治的社会,“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市场经济社会的利益关系必定众多而复杂,要使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的运行状态,就需要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其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和谐的社会,理应是一个公民与政府之间有着良好合作关系的社会。公民与政府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和保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和提高。
因为公民政治参与能够增强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促进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同时,它能增强政治系统的传导和反馈功能,有利于政府的正确决策,及时化解社会的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证明,政治参与带来的政治稳定程度,与政治制度化成正比。因此,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就必须普及宪政文化,实现政治的宪政化。因为一个国家的宪政和宪政文化取得了根本性的发展,不仅意味着该国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而且更意味着该国民众政治参与行为的理性、规范和有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公民与政府之间不仅具有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公民理性的、规范的和有序的政治参与行为有助于和谐社会的维护。
宪政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制度,既是社会实现和谐的必由之路,也是各国人民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而建设宪政国家,实现社会和谐,都离不开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宪政文化的发育和成熟,根源在于“文化是体制之母”。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培育宪政文化。
第一:加强宪政教育,培养和普及宪政观念。
宪政文化的形成源于宪政观念的确立和传播。培育宪政文化,建设和谐社会,首先需要对公民加强宪政教育,培养和普及宪政观念。宪政观念发端于西方,其内容非常广泛,但其核心内容在于宪法至上观念和公民权利观念。宪法至上观念是宪政文化的最基本内容,它表明社会成员对宪法权威的普遍认同,也显示人们对宪法的高度忠诚;公民权利观念作为宪政文化的基石,它既要求国家承认公民的各种权利,也要求国家保护公民的各种权利。培养我国公民的宪政观念,需要做到:首先,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宪政文化赖以发展的根基,是宪政文化得以生成的最原始动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法治、平等、权利等宪政观念会愈益深入人心。其次,加强宪政理论研究。宪政理论是宪政文化的载体,对其加强研究,不仅能够深化和巩固公民的宪政观念,而且为宪政文化不断地输送新的内核。再次,普及公民的政治意识,塑造公民的政治人格,提高公民的政治能力。
第二:建设和实施宪政制度,促进宪政文化的发展。
宪政文化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其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对我国而言,其依赖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前提下,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就变得尤其重要。由于全国人大及其会担负着监督宪法实施的重任,因此,推进我国的宪政建设,需要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其结构的完善不仅直接关涉到人大职责和功能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履行和发挥,而且从根本上影响着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发展程度。因此,应该依据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状况,逐步扩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把竞争机制引入选举。同时,在继续理顺人大与党、政府、司法机关和各种社会团体关系的基础上,优化人大的代表结构,逐步实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制。
第三:吸收先进宪政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的宪政文化。
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在我国绵延了两千多年,与之相应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民众影响深远,造成民众具有顺从谦卑的文化性格,自我的权利意识淡漠。这说明,我们只有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改造,大力弘扬公民权利文化,才能建立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宪政文化。“如果不深究西方宪政文化所反映的阶级内容,单从形式上看,西方宪政反映出一些人类宪政文化发展的共性”。因此,我们在改造传统政治文化的同时,必须吸收先进宪政文化的优秀成果,合理借鉴一切宪政文化发展的有益经验,才能使社会主义宪政文化具有特色和活力。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只有植根于传统才能够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因此,我们应以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来思考我国宪政文化的建设,对西方宪政文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学习和吸收对建设和谐社会有益的理论与思想,使我国的宪政文化得到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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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较早,但缺乏新型文化业态特征、分类等方面的研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机制、模式及“两型社会”研究新进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机制、模式及“两型社会”研究新进展全文如下:
新型文化业态是指凭借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支持而衍生出来的、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有关的文化业态,其产品附加值高,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十七届五中全会及“十二五”规划均提出,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之一就是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提出“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等。这种高层重视以及《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推动着文化产业尤其是新型文化业态及其投融资方面的相关研究与发展。“两型社会”建设是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与新型文化业态及其投融资关系密切。本文拟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及其最新进展进行综述并得出相应启示。
国外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较早,但缺乏新型文化业态特征、分类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有:赵立志分析了新兴文化产业的特征以及四川的数字内容、文化旅游、版权等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克服体制障碍、加大政策扶持等对策。张君君以湖南省为例,对文化产业新业态的含义、分类、产业特征以及湖南省文业产业新业态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盈利模式及融资模式的问题。
王晓波、郭欣、杨帆以保定市为例进行分析指出,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需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改革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赵瑞政根据山西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状况、培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相关体制机制、出台相关保障政策等对策。这些研究以局部区域为对象,对新型文化业态的特征、发展状况及对策等进行了分析,且涉及到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打下了一定基础,但不够系统、深入。杜丽芬、王国平和刘凌云对“新兴文化业态”的概念、分类及特征等进行了分析,但未涉及投融资等方面。
刘忠指出新兴文化业态所具有的“新”特点、作用、制约因素及其光明未来,提到了投融资渠道不畅的问题,但未深入进行分析。肖荣莲分析了新兴文化业态的产生背景、特点以及意义与发展路径。黄伟一提出了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需要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其发展关键是要解决融资问题等建议。郭雁鸿从系统科学、产业经济学、传媒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机理。这些对我国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状况及机理等进行了研究,但未及其它。
叶朗对2012年动漫游戏、网络新媒体等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相关情况进行了归纳与分析,还涉及到电影投融资状况等的分析,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但还不够全面。崔文贞对新型文化业态的概念、分类以及对策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要提高专业化发展水平、实施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等。这些研究涉及到新型文化业态的公共政策方面。杨宁对已有新兴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认为包括作为文化产业组成部分的新兴文化产业研究及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新兴文化产业研究两部分,并对其研究中的关注重点从五个方面进行了综述。上述研究为新型文化业态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这些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入,而且缺乏关于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体制、机制和模式等方面的研究。
Brinkman认为国外保险公司在文化产品不同阶段提供的完善保险服务为文化企业赢得信贷融资提供了重要保障。Robert and Merton、Riding and George认为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完善的中小文化企业担保、再担保体系为文化企业信贷融资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些研究指出了保险、担保的重要性,但未具体研究投融资体制及机制等。齐勇锋以山西省为例提出了构造区域文化投融资运营主体、放宽投资准入门槛等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策略。
李贵斌和宋晓丹分析了国外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及大庆市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的策略选择,以期总结经验并探讨大庆市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创新模式。吴少新、张立勇、张远为提出以突破种种束缚我国文化投融资方面的体制性障碍为突破口,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推动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这些文献涉及到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体制的研究,但研究不够系统。
Phillip McCalma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在美国好莱坞电影投融资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国际资本的介入丰富了美国文化产业的融资主体构成。余晓泓基于美国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的分析提出,当前解决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难题的首要办法是广泛吸收民间资金和国外资本。陈清华认为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创新的关键是要塑多元化投融资主体。
这些文献涉及投融资主体的研究,但分析得不够深入。关于文化产业投融资的政策支持等方面,Braedon Clark以澳大利亚电影产业为例指出,税后优惠政策较之直接补贴更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投入电影产业。Nantes Métropole认为,吸引投资的一个困难常常是因为投资者在评估风险和无形资产估价方面存在的问题。公共政策在鼓励投资者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指出西方国家常见的工具主要有贷款及担保、股权融资、税收优惠和政府资助、非货币支持措施。该研究指出了吸引投资的困难、公共政策在鼓励投资方面的作用以及西方国家常见的投融资工具。
龙怒认为我国政府应出台更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并通过有关政策引导,培育文化企业做大做强。魏鹏举指出国家政策激励及公共资金投入引导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构公共资金引导的市场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的思路和建议。李华成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对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制度加以完善。这些研究探讨了政府政策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具体的支持方式,但研究不够全面。
总之,已有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发意义,但不够全面系统且可进一步深入,而且缺乏关于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体制及机制的研究。
三、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的研究
Robert C. DiGregorio and Jr.指出,美国电影业目前已形成了诸如制片公司提供资金、独立发行商融资、代理融资、终端客户融资、贷款、预售协议等多样化融资方式。Laura Clayton and Hugh Mason认为英国创意产业中的中小企业在资金需求和融资渠道方面主要有透支、设备租赁或租购、权益融资、银行长期贷款、票据贴现等方式且各占一定比例。Bin Zhang and Xiaoyan Du基于英国目前的投融资形式得出利用资本市场积极融资、吸引风险资本等启发。高颖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主要投融资模式主要包括银行贷款、投资基金、并购重组、无形资本融资及跨国融资等。可见国外的投融资方式及模式是多样化的。
国内方面,罗华和方晓萍将创意产业投资模式分成国家与政府投资模式、民营投资模式、外资投资模式、基金投资模式四大类。周正兵和郑艳探讨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模式。欧培彬提出应构建不同于传统融资方式的新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高凌霁提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模式,并以华谊兄弟集团的融资模式为例进行个案分析。这些研究都分析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投融资模式。刘丽和张焕波、胡晋芳和李莉、龙怒、李童、刘学华分别对北京市、西安市、云南、陕西、上海等区域的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方式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杨靖吉提出我国文化产业初创期应以内源融资模式为主,成长期应以债权融资为主,成熟期应以股权融资为主,强调不同时期应采用不同的融资模式。
辛阳对中美文化产业的投融资机制、方式以及投融资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的建议。可见,目前关于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方式的研究中,国外文化产业投融资方式更加多样化,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融资方式还比较单一,需要加快融资方式的创新等。简言之,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但仍需深入,而且缺乏关于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模式方面的研究,更缺乏以“两型社会”为视角的研究。
王克修分析了“两型社会”与新文化业态的理论关系,并对推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新的文化业态培育实践进行了分析。黄岑、邓向阳认为,“两型社会”和“文化产业新业态”两者之产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要充分发挥文化产业新业态在“两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未涉及新型文化业态的其它方面。
综上可知,目前国内外关于新型文化业态的概念、特征、发展以及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机制、模式等方面有一定的研究。相对而言,国外相关文献涉及较少,而且多表现为对文化产业个别领域如对电影业等的研究,还未能系统地研究整个产业的投融资问题。而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丰富,包括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机制、方式等以及新型文化业态的特点、分类等,个别的涉及其与“两型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
然而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够全面、系统,未能深入的展开,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尤其缺乏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机制和模式方面的研究,更缺乏新的研究视角。而且在实践中,新型文化业态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其发展远远不够,其投融资体制障碍依然明显、投融资机制尚不成熟、投融资模式仍然不完善。
因此,基于“两型社会”这个研究视角,以相关理论研究为基础,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对新型文化业态发展中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和模式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就是目前迫切需要开展的课题。
(注:基金项目: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文化产业经济研究中心资助重点研究项目(HBIR2013Z003);2012年度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青年项目(Q20123102);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湖北省重点培育学科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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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儒家文化是我国两千多年传统文化中最为耀眼的瑰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儿女在沧桑巨变中无悔追求的崇高志向。二者在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发展形成的智慧结晶。本文将梳理儒家传承的文化精髓,并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探讨如何将二者更好地培育与发展。
【关键词】儒家文化 核心价值观 培育
核心价值观是区别一种文化或多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它在价值观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统领和支配着一般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灵魂的表现,它为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提供了价值原则。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特征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既导致了人们价值比较选择和整合上的困难,又催生了国人在转型期间面临的文化困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三个“倡导”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全社会及全体公民的共识和自觉追求,是当前学术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党的以来,以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推向了历史新阶段。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条件”、“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和主流意识形态,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我们民族在长期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传统具有时间性。然而时间并不是一个容器。时间是自为的存在过程。①作为自由意志存在物具有时间性。在时间中,有了家园与归属,有了生命本根。传统的时间性,既有其绵延性,亦有其当下性。其绵延性是指其民族精神,其当下性是指其时代精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传统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方向,就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儒家文化就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文化。从文化发生学角度看,任何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该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具有基础和源泉性作用,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共有现象或普遍规律。基于这种理论前提,一个民族的精神必具备历史向度的与向下向度的。历史向度的,在民族历史发展中作为出发点的那个东西;向下向度的,这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内在地包含两种价值目标,对内凝聚本国人民的力量;对外树立中国文化形象。二者共同构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体系。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的任务还在于如何在本国人民内部凝聚力量、形成共识,得到本民族广大人民的认可。而要想得到本民族广大人民的认同,就必须深入本民族认同价值形成的文化价值之中,即必须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抛开儒家文化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其最具活力和最具特色的部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既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成分,也有传统文化的成分,两者缺一不可。马克思主义是核心价值观倡导和培育的指导思想,而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则是它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基础。
(一)弘扬儒家文化,重在传播孔子和儒学的人格教育意义。
1923年,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先生在《为创办文化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中曾指出:“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②梁启超先生对于“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的确信,是基于对“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论题深入思考而得出的③。梁启超对儒家思想的精神特质和中心论题有个概述:“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至于就健全或理想的人格而言,“孔子尝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自儒家言之,必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对于这种智仁勇“三德具备”的人格,我们应该从儒家核心价值观里面的“仁”出发来加以理解:孔子所谓学,其实就是教人养成人格。何为人格?孔子用一个抽象的名来表示它,叫做“仁”;用一个具体的名来表示它,叫做“君子”,君子是一种崇高优美的人格,所以内容包含得很丰富。儒学之教,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人践行君子的标准,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二)传播儒家大同思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大同思想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儒家的社会观。它主要是儒家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内在地包含了人与他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等思想。
1.仁者爱人:人与他人和谐相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人与他人的相处就是“和谐”的一部分。因为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在当今社会由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膨胀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儒家处理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原则是“仁者爱人”思想。孔子认为“仁”的表现就是爱人,而在爱人的众多表现中首要的就是对父母亲人的爱。儒家认为,人际关系的和谐应该从家庭内部开始。“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家大凶。”④所以首先应“和于室人”⑤在家庭中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但是,人还应该考虑到除了自己父母兄弟之外的人际关系。因此,儒家在亲亲的基础上,又认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⑥的“推己及人”的更广泛的爱。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大力宣传“仁者爱人”精神,“仁者爱人”精神对于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自我主义、道德冷漠等现象无疑是一剂思想良药。若想要解决问题,需先从意识层面入手。
2.仁民爱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19世纪中期,恩格斯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量论述,其基本观点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有些话已经成为经典言论。例如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前进,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⑦”
我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提倡“仁者爱人”的精神,这是人所共知的。同时儒家也非常重视“生态道德”,要求人们“爱物”,从而使得儒家的仁爱精神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孔子热爱自然、热爱生命。孟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意思是说,对于万物只是爱惜而不施以仁德,对于人民要施与仁德而不当亲人看待,亲爱亲人而仁爱人民,仁爱人民因而爱惜万物。由此看出,孟子认为爱己爱人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把这一爱心施与万物,应该由己及人,由人到物。荀子明确地把生态道德(外节于万物者也)与人际道德(内节于人)看成道德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并将它们的关系规定为“外”与“内”的关系。这说明,儒家不但重视人际道德,而且还把道德由人际道德扩展到宇宙万物。虽然儒家把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看成是道德的两个方面,但就重要性来讲,儒家基本观点是人际道德重于生态道德。因为在儒家看来,人是万物之灵,在万物中最为可贵,爱人应大大超过爱物。
3.克己以成人:人与自身的和谐
人与自身的和谐也是社会和谐的一部分。人是社会中的一份子,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如果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都不符合标准,那么何谈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呢?因此说,人自身的和谐,即道德修养的提高不仅关系到个体的道德价值,更关系到整个社会道德素质的提高。儒家处理人与自身和谐关系的思想。即“克己以成人”思想就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儒家认为,个体具有道德完善的自主性。人努力使自己的主观思想“和”于客观世界的过程,就是人的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过程。因此,人们要正确处理在道德修养提高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义与利、情与法、言与行等。
人们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人格实际上就是对所有关系的超越和发展。实现与天地和、与人和,使自己成为完美的人。儒家对道德修养的价值予以了高度肯定,讲“克己以成人”,以追求人内心的自我超越。这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有着积极的意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荣辱思想是以个人的道德素质为前提的。儒家的德性修养思想启示我们,个人的道德修养的提高与完善的重要性。这为荣辱思想的培育提供了指导方法。一方面,因为道德修养具有自主性,所以,个体道德素质的提高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自主追求过程。另一方面,每一个个体思想道德的素质的提高都是成人的基础,拥有社会价值。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要把个体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放在首要位置,发挥个人的道德价值,进而为全社会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奠定基础。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于时代发展,把握时代特征,必须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升华与超越。因此,只有扎根于历史传统并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才能凝炼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反映世界发展潮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形成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引导社会前进方向,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一)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主导政治价值指导下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意识形态风云激荡的今天,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统一人们的思想,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社会主义性质。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顽固的教条,而是开放的理论和行动的指南,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产生,无不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吸收和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才形成的。
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繁荣为条件,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是根本,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这就把中华文化与民族复兴、社会主义道路高度统一起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优秀文化交融的过程,以赋予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条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是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有机统一,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力量,又尊重文化多样性,追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的隐形的,柔和的教育是核心价值观教育努力的方向。
(二)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物质财富的历史积累和精神价值的高度凝聚,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面貌和外在影响力的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最深沉的力量,它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持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主要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更要合理地吸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有益的文化成果。
就文化本身而言,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封闭静止的系统,也不是民族性的凝固化、纯粹化、绝对化和狭隘化,而是一个开放、包容、交融和革新的动态过程,总是在交流与融合、兼容与渗透中发展与进步,体现着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和统一性的辩证联系,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具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视野和博大胸怀,总能不断地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自身以求发展进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弘扬这种文化态度,既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彰显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又要具备全球视野,吸纳其他文化中的优质成分,特别是西方文化中崇尚民主法治、追求自由平等、讲求科学理性等一些信念和准则,可以弥补我国传统文化之不足,将这些优秀思想整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使其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世界特色。(作者单位:海南大学)
①萨特:《存在与虚无》,陈章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93页。
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2页
③朱贻庭编:《儒家文化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与孔子对话》,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④说苑?敬慎
⑤礼记?昏义
⑥礼记?礼运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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